记录黄河百姓60年,朱宪民镜头下“85%的人”经济观察报2023-12-18 17:43经济观察报2023-12-18 17:43

《黄河大堤的冬天》,1963年,河南朱宪民|摄(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宋馥李 韩越/文 前不久,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中国纪实摄影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朱宪民个人摄影展“黄河百姓——朱宪民摄影60年回顾展(1963—2023)”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选取的160余幅照片,分别从“风、土、人、家”四个单元展示了黄河流域百姓生活画卷,诠释了六十余年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理念与精神风貌的变迁,构成了一部“中国民生图像史”。

12月5日,展览闭幕当天,中国美术馆的第3展厅、第5展厅一大早就迎来了不少观展者,他们在一幅幅作品前驻足流连,仔细品味照片中的每一个细节,彼此探讨着画面中展现的民风民俗,交换着被照片勾起的独家记忆。走过160余幅摄影作品,宛如亲历一甲子的恢弘时光,时代变迁历历在目,大浪淘沙之后,摄影为今天的观者留下的是黄河百姓坚韧、朴实、乐观的精神面貌。

1943年,朱宪民出生于山东省濮城(今范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7岁便离开家乡的他,心里始终没有放下过故土和家乡百姓。说起“黄河百姓”这一创作主题,他表示:“情怀促使我产生这种意识和想法——去追溯我的童年生活场景,选择我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我记忆里那里的老百姓,勤劳、善良、淳朴,默默地为国家和民族付出。我想把我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农民的生活情景、劳动场景都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原黄河百姓。”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著名作家王蒙则总结道,朱宪民用摄影创造了“动心、动神、动情”的艺术,在这些无可争议的平民史诗般的影像之中,人们能从中“找到自己”。

从1963年的第一幅摄影作品《黄河大堤的冬天》开始,朱宪民的创作锚点就是自己的故乡百姓。1980年代起,他从拍摄自己的故乡,转而拍摄更广阔的黄河流域。从黄河上游的藏族百姓,到黄河入海口的山东地区,朱宪民摄影足迹跨越整个中国,从作品中能看到百姓日常婚丧嫁娶的淳朴风俗,以及劳动休憩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摄于1980年的《黄河渡口》或许最为观众所熟悉,也带给现场的观展者最强烈的视觉冲击。画面中,数十位农民正乘着木船,在黄河水上摇橹前行,船桨泛起清浊分明的黄河水。整体上看,这是一幅中国农民的集体肖像,是无数日常生活中的一瞬间。但若仔细观察,其中每个人的表情细节都十分丰富,值得反复回味,有人似乎在凝神思考,有人则展露笑颜,有人正与身边的同伴攀谈着什么。在这幅作品中,摄影机并没有停滞在人物的面孔之上,而是捕捉到黄河百姓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记录下当时人们所特有的生存状态。

《黄河渡口》,1980年,山东朱宪民|摄

除了整体的人物生活场景,朱宪民也擅长刻画人们的日常交流,用镜头捕捉“决定性瞬间”,观者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一段正发生着的故事,甚至是一种无从设计的巧合。同样摄于1980年的《三代人》中,被拍摄的祖孙三人有鲜明的年龄差距,显然来自三个不同的年代,面庞上的情绪有微妙的不同,但都呈现出一种更大的一致性,一种黄河百姓身上所共有的粗粝感。又如摄于2010年的《过大年》,几个年轻人捧着年货走过房前,其中人物的动作和彼此之间的距离如同计算过一样精确,前景的人物和背景的房屋所构成的新旧时代之间的张力,反映出时代巨变中留存下来的民风民俗,依然是维系着人与人之间亲情的牢固纽带。知名策展人李楠认为,朱宪民的黄河影像没有止步于刻画人民的质朴无华,而是从多个层次诠释基层民众的精神气质:“《黄河百姓》有着更为丰富的层次:既不完全是东方式的融通调和,也不完全是西方式的矛盾对立。而是在以摄影的方式呈现了人物的矛盾处境同时,又以人物自身的精神气质赋予影像不止于矛盾冲突的力量。”

关于纪实摄影,哲学家陈嘉映曾说过一段话:“纪实,当然不是照抄现实——从来没有照抄现实那回事。纪实摄影师通过纪实手法,展现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对历史的理解,展现他们自己的心灵;一如真正的艺术摄影通过艺术的手法展现世界和心灵的另一面真实。眼前的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它们同时是对现实的独特理解。”朱宪民的摄影亦是如此,他坚持纪实摄影是“今天拍,明天看”,因此在作品中所倾注的心血与情感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与私人情怀,用他置身时代变革浪潮中独特的触觉,为今天的观看者留下足可追忆的真实岁月。六十年的创作生涯走过,面对曾经布列松的赠言:“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朱宪民总结道,纪实摄影要对社会负起责任,而摄影艺术的真理,就是用心去拍,去体悟和把握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爱与亲情。

访谈

只拍“85%的人”

经济观察报:您为什么一直在坚持拍摄普通人的精神风貌,这其中有哪些吸引您的地方?

朱宪民:因为我是搞纪实摄影的,纪实摄影就是有一个记录时代变迁(的功能)。这里所说的时代变迁不是指城里盖了几个大楼,修了几条马路,而是指人的变化、人的生活理念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一生的心愿就是把我经历过的事情,经历过的历史变革的各个阶段,用影像记录下来,让后让真实地了解、看到那个时代的真实的面貌。

经济观察报:您也在捕捉时代变迁当中没有变化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始终都在,始终都可以在人们的身上看到。

朱宪民:可以始终去捕捉到的是人的精神,但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完全改变了,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精神面貌都在变化。

经济观察报:您在 2000 年之后,在2010 年代还是在坚持拍摄,您现在的创作焦点是哪一类人群呢?

朱宪民:因为时代的变化很大,农村的青年人都到城里来打工,现在我关注的是城里的青年打工族,他们的生活状态。

经济观察报:您在这些青年人的生活状态当中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比较特别的面貌,和您之前拍到的人们不太一样的地方?

朱宪民:现在的青年人没有那么“松弛”,大多都比较紧绷,比较忙碌,也有奋斗的精神。和以前的那些人的面貌相比完全是两个表情。除了深圳、上海这些超大型城市,郑州、济南的一些进城打工的青年人的生活,一定也是非常特别的,我想要去拍这些青年人的生活。

经济观察报:您之前也拍过改革开放之后珠三角地区的一些进城打工的年轻人。

朱宪民:我拍过珠江三角州 50 年的变迁,因为珠江三角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典范地区,深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试点,所以我就重点放在珠江三角洲,在珠海、深圳、广州等地拍摄了很多照片。我从 1973 年就开始拍,当时深圳特区还没建立,我就先拍了一些农村。

《外来打工妹宿舍外》,1985年,深圳朱宪民|摄

经济观察报:您在拍黄河流域的这些人和您拍珠三角地区的人,距离感是不同的;并且同样都是拍黄河流域,您拍山东、河南、陕西这一带和拍青海、内蒙古等地区少数民族的距离感也不一样,可以感觉到您在拍黄河流域的时候,情感距离更近一些。

朱宪民:对,因为黄河中原地区是我出生的地方,所以感情不一样。我拍珠江三角洲是一种记录的视角,去记录那个时代的变迁。拍黄河百姓、中原地区,更贴近我的生活,是一种亲情(的视角)。我也拍过国外,拍了美国、日本、法国很多的国家,但是情感是不一样的。外国人拍中国也是一样,不是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情感就不一样。当时国外是比较先进、发达的,我们那时候相对比较落后,体现在摄影上,视点就是不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您这60年用摄影记录时代的变迁,有没有形成一些独特的方法论或者心得?

朱宪民:我认为纪实摄影是“今天拍,明天看”,它是要拍给后人看的,有一个沉淀的时间。纪实摄影一定要真实,不像新闻摄影,是记录突然发生的一个事件,纪实摄影就是拍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而且一定要拍那85%的普通人。我不拍个别的人,如果选个别的人,有特别穷的人,有特别富的人,这是两个极端。但是我不拍两个极端,只拍85%的人群的真实生活,因为 85% 的人都这样生活,这种纪实摄影就更真实、更有价值。所以这次展览没有按年代分,看不出来时代变化,如果用年代来划分,每五年、每十年都会看出(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巨变。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思考摄影存在的意义

经济观察报:从您开始从事摄影创作一直到今天,摄影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胶片到单反和数码相机,再到现在用手机拍摄,您作为创作者,怎样看待摄影技术的更迭?

朱宪民:我不推崇胶卷,也不推崇数码,我认为最后(观众)看的是影像。就像看一张好的绘画作品一样,别管画家用什么笔、用什么纸创作,重要的是你的作品有没有价值。很多人都会追求技术,比如镜头的清晰度等等——当然,这些一定是基础的——但是不要过分地追求,因为最后观众看的是你的影像,不会问你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尤其是当下,因为今天的摄影本身是一种生产力,它为经济、旅游等领域服务,无论是纪实摄影还是风光摄影,都是记录世界的方式,都有它的发展空间。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摄影本身的存在价值。任何艺术形式,美术、音乐、舞蹈、电影、戏曲,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和存在的功能,那么摄影存在的功能是什么?首先得思考这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拍的很多照片从画面构图来讲也非常有设计感,但您又强调摄影本身就是捕捉要拍摄的那一瞬间,这两者是否存在一种矛盾?比如您拍摄的《过大年》这幅作品,有五个人捧着年货从平房前走过,每个人的姿势都很和谐,甚至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都差不多,观感非常巧妙,请问您是怎样去设计这样一张照片的?

朱宪民:那张照片你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看,一个是照片中的房子和房子上的标语,这是一个农村的老房子,但是照片上人们穿的服装是新时代的服装,这些元素就构成一种张力。要拍摄这个场景,就要在平房前面等,等待这几个人走过,选取最合适的一瞬间抓拍下来。当时因为要过年了,所以有来来往往的人,正好有几个捧着年货的青年走过,我就觉得这个场景值得拍下来,所以就等待那个最好的瞬间。

《过大年》,2010年,陕西朱宪民|摄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您注意到这个场景中马上就要发生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所以去等待抓拍那个关键瞬间。

朱宪民: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将要发生,值得拍下来,这时候就要等待你最满意的表情和瞬间,而不是一下子就能拍到最佳的时刻。所以就要隐蔽起来,等待拍摄的最佳时刻。但是有时候,这一瞬间过去了,再也没有了,也会后悔当时没按下快门。这个瞬间需要等,但是也许能等到,也许等不来,也许等来的瞬间还不如刚才(没拍下来的其他时刻),这就会感到特别遗憾。

摄影的真理就是“用心拍”

经济观察报:您作品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故事感,给人感觉他们当下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朱宪民:这是我的创作的一个目的,也是我拍照片的一种追求。我希望每幅画面都能让人产生一种反思,一个反响,所以我注重人们之间的交流。一张好的照片得让人有一种回旋的思考,比方说照片中拍到的家长里短,在那个时代,邻里之间确实有一种深厚友谊,能从照片中体现出来,但今天邻里之间淡漠了,我就希望我的照片能让今天的人回味起那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和友谊。

经济观察报:因为人物往往处于一种动态之中,那您怎样从动态当中捕捉一瞬间的故事性?包括您面对的拍摄对象,如果对摄影机有一种不完全接纳的态度,您怎样去处理这种情况?

朱宪民:摄影的难,就难在对这一瞬间的把控,你要表现对方的什么表情、怎样处理背景内容?我总结这一生的创作,能有几张能打动人的好照片?不多,因为太难了。为了捕捉那一瞬间,我从一开始就用长焦镜头,把镜头藏起来,不干扰他们,等待着抓拍我需要的那一瞬间,去抓拍人们的表情。摄影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像大海一样的一群人,镜头要对着哪一个部分?比如我拍的《三代人》,当时场景中有很多人,我为什么偏偏聚焦这三个人呢?这就是摄影难的部分。

《三代人》,1980年,河南朱宪民|摄

经济观察报:《三代人》这张照片是在一个什么场景下拍摄的?

朱宪民:是村里在开会。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拍完以后我觉得满意,就去问他们(在干嘛)。现在在城市里的大街上拍,就很难有这个机会问他,你是干嘛的?当时在农村还是有这个条件的。

经济观察报:这个很重要的瞬间让我想到法国的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尔-布列松,他给您写过这样一句话:“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他也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摄影的“决定性瞬间”的概念,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个概念,以及您如何理解摄影的“真理”?

朱宪民:布列松是世界级摄影大师,也我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但是我从创作的开始就知道,我一定不能重复走他的道路,一定要有我自己独特的一种追求,一种风格。布列松的作品很少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自己就注重这种交流。

其实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爱、就是美,没有爱就没有艺术。摄影的真理就是一定要用心去拍,要真实,要为这个社会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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